当前位置: 首页>>县情>>历史文化

漫说高台的教育

来源:高台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作者:王旭忠 发布时间:2021-02-20 10∶35
字体:【 打印

高台是内陆地区的一个普通的县份,不到三百年的历史,约有十六万的人口,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建县以前就是个军营。这样一个地方的教育是一个难以发展更难以辉煌的事业。

根据考证,高台境内的县级行政区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就已设置,叫表是或表氏。月氏远去,匈奴被驱逐,丝绸之路还未通畅。料想那时的这块土地,除了游牧的部落少有人行,建一座军营驻守也聊胜于无,只是做个标记而已,故而名之曰表是。后来随着军事扩张随着屯垦,渐有生气,但是,随着军事冲突,又很快风流云散。所以,直至明王朝建立,这里仍然是军营。明代军户的地位高低,一直有专家争论不休。但是,“乱世靠武,治世需文”,这是定律,因此,随着政权确立,国家稳固,军人的地位下降了。更何况在刀尖上舐血的日子让目光稍微远大一点的人都会想办法改变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只要条件允许。

明嘉靖二十三年定安堡太学生王宪具词呈请,经巡按御史朱征题疏朝廷,在高台千户所创建儒学学宫。明万历十四年,又经巡按御史杨有仁题准,奉旨创办镇夷儒学。清雍正三年,高台镇夷两个千户所合并建立高台县,镇夷儒学也便合并入高台,建成高台县儒学。这就是高台县学校的创办史。

所谓“题疏朝廷”,也就是上奏朝廷,得到朝廷的批准,意味着这所学校正式进入了国家教育的序列或编制,教师由国家统一配置,经费由国家划拨,学生由国家统一录取等等。这是一种资质,自然也是学校的能力、规模、水平等的体现。

其实,在儒学兴办之前,地方士绅为地方发展和需要考虑,就有以官办民助或民办官助的形式兴办的社学。这种社学带有启蒙教育、义务教育和专门学校的性质。主要为地方培养需要的人才,如主持礼仪,学习经史历算等。为增强百姓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规定免除学生徭役,不准教师收取学生的课金、鸡米、酒食等。学生若力求上进,还可进一步进入儒学学习。

这两种学校都可以称为国家兴办的学校。更多的是遍布城乡的私塾,有家塾,有村塾、族塾、义塾,有学馆。主要是为学童启蒙。学习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同时进行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在具有一定的基础后,教读《四书》、《五经》,对课,进行制科文字的习作等。私塾属于封建时代的学前教育。大多数的学生在学前教育结束后便从事得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如经商学艺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国家兴办的正式学校名额有限。

社学虽不限名额,但最终仍然需要从事谋生的工作,为地方服务多是义务,主持地方事务、礼仪、历法、计算等,除了享受一定的社会荣誉地位外,经济上的补偿是十分有限的,文学作品中的劣绅利用从事公共事务之便,巧取豪夺、盘剥乡里,抛开文学作品一贯的夸张手法,只是极少数。

儒学的录取名额是固定的。明代县级儒学定额是20人,这定额内的生员由国家供给廩膳、日常衣物用品,甚至还要养其妻室儿女。后来这些名额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求学愿望,于是在定额之外,增加了20人的名额,这部分学生便被称为增广生员。原来的那部分有生活补助的,便被称为廩膳生员。再后来为满足人们日益强烈的求学愿望,又增加了名额不定的附学生员。这样,现在属于高台辖区的地域在明代包括两个守御千户所,也就有两所儒学,每所儒学学生有三等: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人数约五六十人,两所儒学学生最多也就百余人。等到清代雍正三年高台建县,两所儒学合并,学生人数按照定额,大幅减少,几乎只有原来的一半。加上原镇夷所的生员离家路远,求学不易,生活不便,人数就更少了。

进学后的生员,由严格的学校纪律管理。除平日的功课、作息、规章制度等的约束,最重要的就是考试。月考、岁考、科考步步跟进。月考是平时的学业督促;岁考是对三种生员等级的调整,关系到生员的生活待遇;科考是为乡试举行的预考,要预选出参加乡试的人选,一般县级儒学五六十名生员大约选出一二人。

生员的出路在于升学,也就是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考下去。这条路叫科甲,最终的结果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高台儒学仅仅一人参加殿试,成为进士,这就是万历戊戌科的镇夷人张国儒。明清两代五百余年,成为举人的仅仅只有十一人(据《高台县志》统计,武举另计)。因此,高台县的生员的主要出路便是科贡。科贡就是府州县举荐人才进入国子监习业。包括五贡:恩贡、拔贡、副贡、岁贡和优贡。明代副贡没形成定制,至清代成为定例。高台县的贡生最多的便是两年一次,一次一人的岁贡,加上少量的恩贡和拔贡,五百余年共有二百六十余人。贡生原则上是要进入国子监学习的,但是经过考试,也可以授官,多为县级儒学的训导、教谕和县丞、主簿等七、八品的官员。高台县的贡生大多以此为进身之阶。

高台县也有书院,名为建康书院。但也只是科举的预备之所,没有讲学、诘难、论辩的学术氛围,更没有议论朝政、评品时事的政治活动。

清季废科举兴学校,私塾尽废,高台县建康书院也改为高等小学堂,各堡兴办的义学或社学改为初等小学堂。民国肇始,人们认识逐渐提高,读书由一种职业逐渐演变为进入社会从事某种职业前的准备。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提倡,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产生的最为突出的转变是入学人数的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学校数量的增加,民国十年(1921年),高等小学堂由一所增为三所,初等小学堂改称的国民学校,由六所增加为四十所,另外还有三所女子国民学校。各校人数多则百余人,少则数十人,四十余所学校有学生两千余人。民国初立,实行“癸丑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民国十一年实施的新学制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四二”分段制一直实施到”文革”前。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学生人数达到近五千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创建了高台县初级中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政权的建立激发了人民群众极大地政治热情和生活热情,也激发了人民兴办教育改变自身面貌的热情,加上政府的大力提倡大力支持,高台县的教育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这表现在学生人数呈几何级数的增加,五年内学生人数突破万人,十年后突破两万人。学校数量也同步增加,几乎村村都有小学,乡乡都有初中。即使是人人诟病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台县的教育仍然处于发展的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一回事,但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甚至无视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奋进向上、改变自身和下一代面貌的愿望和积极性,我们不行,无论什么样的政府也不行。所以当时的人民政府顺应了这一点,在三十余所小学附设初中班,甚至在五所小学同时附设初中和高中班。老师不足,拔高使用,这是权宜之计;教学质量下降,这是自然的结042020年5月文史苑改革回放果。这一切只能交给时间来解决。如果仍然把中学教育办成是只注重质量的精英教育,人民群众不会答应。质量和数量如同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就看我们以什么为主而已。同理,新世纪伊始,为了顺应人民群众的求学需求,也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我们也进行了高中的扩招和大学的扩招,同样采用过拔高使用教师,增加班级人数等权宜之计,同样产生了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甚至产生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前进中产生的,也需要时间来解决。我们尤其不可忽略的是教育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人口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我们常常惊讶于韩剧中家庭主妇的大学毕业,惊讶于美国影片中大学教授从事狱警和看守灯塔等普通职业。这在他们看来是极平常的职业选择但在我们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意识中仍然把大学定位为精英教育,大学生是不能从事普通职业的。试想,如果我们的国家发展到普及高中甚至于大学教育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会是怎样的进步,我们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和文明程度会有怎样的提高,而这样的前景确确实实需要教育的大力发展。

社会需要精英更需要全民,全民素质的提高需要教育的大力发展。高台的教育发展为高台县人民的文化水平文明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所以,我们不必要为清华和北大的录取人数而斤斤计较,应该也必须扎扎实实,稳稳当当,做好平凡平常的工作。当我们普及了高中教育,甚至当我们普及了大学教育,我们为精英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土壤的时候,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就有了答案。毕竟,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回顾高台的教育历史,你会发现,我们积累了数百年的时间仅仅勉强让教育的发展跟得上人口增加的速度,而要让精英的大量出现,必须要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者系高台一中教师)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