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是清朝宣统二年。这一年的元月，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莫理循，作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从北京乘火车到达河南洛阳。他稍事准备，便带着随从人员和两驾骡车，骑马西行，前往大漠昭昭的西北，踏上了丝绸古道。他先后途经咸阳、西安、平凉、兰州、凉州、甘州、肃州，进入新疆。旅行结束后，他除了把12篇报道发往《泰晤士报》连载，还从拍摄的三千多张照片中选取658幅整理成册，为西方了解中国西部开启了一扇窗口，在当时的西方引起不小轰动。2008年11月，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历史》学术期刊编辑海伦女士和北京社会科学院窦坤博士整理翻译，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
莫理循此行途经高台。在这本相册里，莫理循挑选了在高台拍摄的13张照片，其中驼队1张、人物5张、村庄外景5张、寺庙外景1张、黑河远景一张。在简短的说明里，还有我们至今熟悉和使用的地名：黑泉、花墙子、胭脂堡、深沟。在这些照片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高台颓圮的村庄、破败的寺庙、凹凸坑卯的道路、人迹稀少的客栈、荒凉的黑河，还有神情麻木的村民。
3 月 15 日，莫理循在高台拍摄了第一张照片——高台东10英里驼队。莫理循从渠口堡（今巷道镇渠口村）进入高台地界，约在东八里堡（今巷道镇八一村）东面的荒原上拍摄了这张照片。画面上除了驼队，没有树木，没有行人。虽然已是初春，但光秃秃的荒野仍如冬天般萧瑟，仿佛只能听见“叮当叮当”的驼铃声。
骆驼驮运，在高台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诏书《轮台诏》载：“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这里的橐驼就是骆驼。这说明，至迟在公元前89年，隶属于酒泉郡的表是县（今高台地域内最早的行政建制县）已经使用骆驼充当运输工具了。人们利用骆驼能负重、耐跋涉、性温驯的特点搞运输，一峰可驮120公斤，日行30公里。驼运队一般10—15峰为一练，各峰之间用毛绳相连，首峰有一人或骑或拉绳驱使引导驼队前行，尾峰摇铃。驼队一般为商户所有，多作为长途运输。
两千多年来，骆驼驮运一直是高台乃至河西走廊主要的长途运输工具，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
从“县西10里处”分析，此处应在今巷道镇西八里堡村。这个屯庄20世纪90年代还在，1990年，我骑自行车下乡多次经过，记忆犹新。3月份正是春耕时节，部分土地已经压墒，整理的非常平整，排列着整齐的粪堆，已经做好了春播的准备。屯庄门外坐着一个村民，正在惊奇地看着一个外国人摆弄着机器。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在照相，更不会想到他已经被定格在画面里，这可能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留影了。
档案里没有留下宣统二年（1910年）高台的耕地数，但两年前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高台有耕地194508亩（《甘肃新通志》），两年前后的耕地应该没有多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把1910年的粮食亩产按150斤计算（没有查到档案，只多不少，因为39年后的1949年，高台的粮食亩产也只有150斤左右），1910年高台县粮食总产量是291万斤。1910年高台有人口105685人（《甘肃新通志》），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仅276斤。如果扣除籽种、赋税等（一亩按50斤算，只少不多），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仅226斤。也就是说，1910年前后的高台，平均一口人一天最多只有6两原粮吃。而远在两千里之外的紫禁城，据档案（《清代宫中膳食谱》）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溥仪、隆裕太后及四位妃子六口人，按分例“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此外另有添菜，包括“31844 斤肉、814斤猪油、4786只鸡鸭……共计用银14794两”。紫禁城里的六位“主子”，一个月仅仅肉类就吃掉和浪费掉了差不多5万斤。
莫理循从高台县西10里处拍摄照片后继续西行，当天到达黑泉。黑泉即今黑泉镇，当时为高台县33堡之一——黑泉堡。
在黑泉堡，莫里循拍摄了5张照片。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为农舍和农舍门前的村民；第四张为前往肃州的喇嘛和妇人；第五张为车夫。
从照片上看，当时的高台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困。无论是农舍还是驿站，房子都用土坯砌成，内外用泥浆抹平，墙体上架横梁，横梁上架檩子，檩子上置椽子，椽子上面铺芨芨草织的席子或树枝，上覆泥草。农舍后院的墙体用土坯或渣垡砌成，部分墙体没有抹泥，俗称“干打垒”。从农舍的院落结构看，这应该是一户贫困人家。因为明清时期，高台常有“西番”（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称）烧杀掠夺，农村的住房一般具有防范色彩，筑有村堡，俗称屯庄，屯庄内一户或同家族数户居住，如“县西10里处”的屯庄。照片中无论是村民、车夫和喇嘛，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大人、小孩，衣服都很破旧、褴褛，肮脏。特别是两个小孩子，没有穿裤子，虽然3月中旬已经是初春，但天气还是很冷的。屋子前的长条板凳上坐着的老人，应该是房子的主人，从穿着看，生活是贫困的，但手里仍然拿着烟袋和长长的烟锅。房前14口人，面对莫里循的镜头，都显得麻木、迟钝，定格在那里傻傻的看着镜头。14口人中，没有成年女性。7个小孩子中，根据头发可以分辨出只有1个小女孩，梳着长长的细辫子，她的脚没在画面，可能已经裹脚，因为莫理循在报告中写道：“我遇到的妇女无论老幼都是缠足的。”对此，莫理循在报告中呼吁：“中国要在文明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停止缠足的陋习。”
3月16日，莫理循从黑泉堡动身继续西行，来到弘觉寺。弘觉寺亦称红寺，位于县城西70余里的红寺坡上。从照片上看，弘觉寺有大殿、厢房、庑廊、山门、围垣，规模不大，略显简陋，僧人穿着破烂的脏衣服，胸前露出棉花，如果不是左手拿着一本经书，图注为“红寺僧人”，谁又会想到他是一位出家弟子呢？弘觉寺的位置非常重要，南临沙碛，北抵黑河，东至临河堡二十里，西至深沟二十里，是通往酒泉必经之地的中转站，所以道旁有饭肆、酒舍。过往行人烧根香、拜拜佛，祈祷旅途平安，然后吃点饭、喝杯酒，继续西行。
红寺坡土色淡红、沙巅高峻、坡势陡绝，一般骡马、骆驼乏力者，车辆不易渡过。有民谚“要上红寺坡，又叫爷爷又叫爹”，意思是上坡前要多叫几个帮手推车，全力以赴，才能把车拉上去。莫理循在弘觉寺稍事休息后继续西行20里至深沟。深沟，明初设兵站、驿站，洪武十七年（1384年）有甲军100名，骡、牛100匹（头），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增设递运所、急递铺，急递铺设司军5名。洪武三十年（1397年）置镇夷守御千户所后为所辖十堡之一。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深沟堡“周围二百丈。内设防守兼管驿递官1员，吏2名，操军50名，马14匹，驿所甲军6 名，骡牛54头只；屯田32顷76亩，屯粮169斗，草1920束；沿路墩8座，每座守瞭军2名，止供走递；户61，口139。”（《肃镇华夷志》）。清雍正三年（1725年）置高台县后为高台县33堡之一。清乾隆二年 （1737年），深沟堡有“把总衙门、仓场、草场、预备仓、军器局、演武场等”“内设把总1名，兵50名，无田地粮草。”（《重修肃州新志》）。清同治、光绪年间，深沟堡迭奉裁减。莫理循到达深沟堡时，没有记载深沟堡的有关情况，只留下了一张照片。一年后调往新疆赴任的巡抚袁大化途经深沟堡，在他的《抚新记程》里记载：“居民七八家，皆小本生意，不务耕种，草料食物远购自数里之外。接见把总，兵10名，皆疲弱不堪。”。袁巡抚的记载真实地反映出深沟的悽凉现状，明朝、清朝早期深沟的繁荣景象已成为历史，不复存在了。
莫理循从深沟继续西行，当晚住宿盐池驿，第二天继续西行到达双井驿。过双井驿就进入酒泉地界了。在盐池驿和双井驿，莫理循没有留下照片。
莫理循途径高台，把视角投向乡村，得到了高台下层人民生活最具现场感的实录，用影像记录了晚清时期高台的贫穷、落后、愚昧。在《1910 莫理循中国西北行》画册里，还有70多张反映西北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苦的照片，照片中人物穿的衣服大都褴褛肮脏，居住的房屋几乎都是泥土草房，运输工具是使用了几千年的双轮马车或木轮牛车。这样的社会人们还会留恋吗？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国灭亡，这应该是历史的必然。（作者系高台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